伽利略事件

伽利略事件简介

1616年，伽利略前往罗马，为他此前关于日心说的著作和公开言论作辩护。在此之前，有一些批评者指控伽利略传播与《圣经》相左的观点。然而这时，许多——甚或绝大多数的教职人员已经得出结论，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在预言天体位置（因为历法改革的缘故，这对教会尤其重要）时具有很高的精确度，并且十分有用。但是仍然存疑的是，这个宇宙体系是否是对真实情况的正确描述？最关键的是，从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基本假设——地球是否以很高的速度绕太阳运转。其次，有一些《圣经》经文仿佛暗示地球静止地位于宇宙的中心。当时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棘手问题。当时的天主教会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头，正面临着新教改革的压力。教会对于任何有可能质疑其对《圣经》解释权的争论都特别在意。

伽利略事件

当伽利略1616年在罗马逗留时，得到了来自某些有权力的自由主义神学家的支持。特别是枢机主教Roberto Bellarmine 和 Maffeo Barberini，他们辩解道，如果有一天哥白尼的宇宙体系被证明是正确的，那么教会将不得不重新解释那些看起来与之矛盾的经文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支持伽利略最后的妥协方案：在能拿出最终的证明之前，伽利略应该承认日心说仅仅是一种假设，并不把它作为对宇宙的真实描述加以推广。

证据的难题

时间到了1624年，伽利略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苦苦寻觅的证明。更妙的是，他的旧盟友，Maffeo Barberini此时已加冕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。这一年，伽利略回到罗马，六次觐见了新教皇。在会谈中，伽利略向教皇保证，他已经找到了地球运动的证据。乌尔班对这种实证可能带来的影响更有兴趣。他忧虑的是教会该如何处理这一证明带来的神学方面的问题。他同意伽利略就日心说问题进行写作，但是不许他将日心说描述为事实（而仅仅是一个有用的假设），除非他真的能证明日心说。
1632年，当伽利略确信自己掌握着日心说所需要的证明，并且感到教皇本人已批准了他的工作后，便出版了他的《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》一书。这是一本写得很机智的书，书中内容以三个人物的对话展开——Simplicio（主张地心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），Salviati（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主义者）和Sagredo（在这场辩论中持中立态度的博学智者）。在这场对话中，Salviati系统地驳斥了Simplicio的所有观点，并得出了伽利略所主张的，富有挑战性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证明。Sagredo最终总结道，睿智的Salviati（其实就是伽利略本人在书中的投影）是正确的。亚里士多德错了。然后三人退下，享受餐点和美酒。

然而，仍存在着一个问题：伽利略的新证明没有意义。这个虚假的论辩是关于潮汐现象如何证明了地球绕太阳运动的。但是潮汐的起因并不是这个。当外界开始施加压力时，伽利略却根本不知道如何证明地球真的在运动。伽利略因此越过了那条十六年前划定的界限——他正在推行一种与《圣经》不符的思想，却又没有提供关于其真实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。（为了保护自己，伽利略在书中加了一个序言，声明自己对日心说的态度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假说。但仅仅是对《对话》的粗略阅读也会看出上述说法不过是一种托辞。）伽利略的批评者在罗马立即展开了对其论据薄弱环节的争论。批评者认为应该指控伽利略犯了严重罪行：他违背了教皇的命令，并且推广与《圣经》相左的学说。（作者的重要说明：不像后人通常认为的那样，伽利略从未被指控为异端。异端是一种更加严重的罪行，会给被指控者带来极其严重的处罚。读者应该明白这种处罚是什么。）
到了1633年，伽利略被召回罗马以回应这些指控。对他的审判是一场拉锯式的战斗，牵涉到了包括教会法律、神学、数学在内的许多技术细节，最后由类似于陪审团的机构来裁决。在随后的辩护书中，伽利略承认自己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，将日心说作为事实来推广是走得太远了。他承诺再也不这样做了。控辩双方同意达成一个顾全面子的折衷方案。然后，几乎就在最后一刻（原因仍是一个谜），宗教裁判所驳回了这个控辩合约，宣布了最终裁决。这个判决出人意料地刺耳：伽利略被判有罪，因为他是“异端般地持怀疑态度”（这虽然没有直接被称为“异端”那么糟，但仍然比违抗指令和推行与《圣经》向左的教义严重得多），并要求他公开发誓放弃对日心说的信仰。1633年6月，伽利略在宣布自己以前言论无效的声明上签了字。（作者注：我应该指出，伽利略从来没有被投入地牢监禁或者在审讯中受到拷打，虽然不少人有这样的错觉。按当时人的说法，他身处的环境其实相当令人羡慕。）

经过这次审判，伽利略回到了他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。在那里他颇有为巧妙地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。舒适的居家生活背后是软禁和不得写作物理方面文章的禁令。为了表明对他的判决是被何等严厉地执行，在他的余生里，伽利略经常住在托斯卡纳的贵族兼赞助人的宫殿中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公开违背了箝制言论自由的裁定，写出了《论两种新科学》一书。在该书中，他实际上发明了运动学和材料学（虽然伽利略的犯罪记录意味着这本书不可以在意大利出版，但它仍于1638年在荷兰出版了）。在纯学术层面而言，《论两种新科学》一书才真正堪称伽利略对现代科学的最伟大贡献。伽利略于1642年去世，在同一年，艾萨克·牛顿诞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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